我院接受四川大学本科教学专项检查

也就是说，即使保持人力资本投入不变，我国的劳动需求数量比没有人力资本投入需求将会少一些。

首先是人大，行政领导应该带头退出人大，人大是评议政府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还是我监督你做报告，弄颠倒了。不能经济危机来了，先向大的国企注资而对小民企不管，这样就不行。

因为农村的收入到不了起征点，就是说，少部分人的收入增加，大部分人的收入相对下降，反而扩大了。不该进的地方则是昂首阔步，大规模推进。说明一年那么大的贷款，主要是流向国有企业。再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要逐步提高40%，而且不能返还，交了就交了，你现在交了90%又返回去了，这算什么。就是说，你得给底层人，有了同等能力以后，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在这个社会上想干什么都可以干得成，上升通道，这两个制度在这个社会是最重要的。

我在海南听说不少北京的其他大城市的，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一批人一批人到高档球场打高尔夫球，吃喝玩乐，公款消费很高，这不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这不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吗？我说怎么看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原则是两个平、一个同，两个平就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一个同就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一些资源大省的煤老板为什么暴富？我专门做过调查，发现四个成本不足：第一，矿山的采矿权自身交费比较低，煤老板用比较廉价的价格拿到采矿权。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

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

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神话般地赢了海湾战争，炙手可热。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

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

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

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

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

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

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糟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地兑现。

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大。

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

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

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

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真可谓增长愈疾，社会愈衰。

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

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所获极少甚至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

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